中华书局·叛将的野心

1912年1月1日，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，中华民国成立。同一天，上海福州路的一间小办公室里，另一个"中华"也悄然降生——中华书局。

创办人叫陆费逵，时年二十七岁。

他从商务印书馆出来，没有竞业限制，做了同行，和老东家唱起了对台戏，演的是“叛将”。

壹 / 从商务到中华：一场教科书引发的叛逃

陆费逵原本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，而且不是普通编辑——他是商务的出版部部长，深受商务高层信任。他这个人极聪明，极有主见，而且胆子极大。

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爆发。消息传到上海，商务印书馆的高层开了个紧急会议，讨论的核心问题是：历来改朝换代，教科书都要重写。我们怎么编？

当时全国的学校用的都是商务出的教科书，内容虽然异于蒙学传统，但囿于政权，跳不开清朝的教育体系。辛亥革命一来，清帝退位只是时间问题，教科书必然要大改。但商务的判断是：帝国巨大，兵变是地方上的小股力量，成不了大气候。结论是维持原状。

陆费逵不这么看。他认为革命必成，共和必立，新式教科书的需求马上就会爆发——而且是爆发性的、全国性的。谁先出书，谁就能吃下整块蛋糕。

但他没有说服商务的高层。

于是他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编辑，成立了一个秘密小组，完全摒弃了晚清的教育范例，按照全新的教育模式，分别负责国文、算术、历史、地理、修身等教材的编写。他们白天上班，晚上各自回家编写，陆费逵亲自校对、统稿、排版，持续了将近半年。

直到1912年1月，陆费逵带着这套教科书的稿子，正式离开商务印书馆，创办中华书局。

中华书局成立的第一年，就靠这套"共和国教科书"一炮而红。全国的学校都在更换旧版教科书，中华书局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。第一年的营业额就突破了二十万元——在当时，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。

商务印书馆的高层震怒了。他们没想到，自己最信任的编辑，居然在眼皮底下准备了那么久的"叛逃计划"。

说不清是英雄造时势，还是时势出英雄。陆费逵的"叛逃"打破了商务印刷馆对于教科书市场的垄断，竞争出现了。

贰 / 教科书之战：中华vs商务

从此，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成了"死对头"。两家的竞争核心只有一个字：书——教科书。

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市场，是一块巨大的蛋糕。全国几万所中小学，每年需要几千万册教科书，利润极其丰厚。中华和商务各自编写教科书，各自通过关系网络向学校推销，竞争白热化。

中华的策略是"正面硬刚"：商务出什么版本，中华就出什么版本，而且要在内容质量和价格上全面对标。你出《国文》，我也出《国文》你偏重文言文，我就注重白话文，你装帧保守，我就更活泼，你定价两毛，我定价一毛八。反正就是主打一个差异化竞争。

1930年代，商务的教科书市场份额大约占六成，中华占三成。中华虽然不是老大，但已经是不可忽视的第二。

1949年以后，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权被统一收归国有，中华和商务才从竞争变成了"兄弟单位"。但这场战争的遗产是深远的。正因为有竞争，两家出版社都投入了大量资源来提升教科书质量，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。

一场叛逃，催生了一个对手；

一双对手，推动了一个时代。

叁 / 二十四史点校本：中国学术史上最伟大的工程

如果说教科书是中华书局的"经济命脉"，那古籍整理就是中华书局的"文化命脉"。

中华书局最伟大的贡献，是组织点校了二十四史。

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的总称，从《史记》到《明史》，古籍总计三千两百多卷、四千万字。这套书是了解中国历史最基本的文献，但历代版本繁多、错讹不断、断句困难，普通读者根本无法直接阅读。

举个例子。《论语》的原文没有标点符号，一段话可能几百个字连在一起，断句不同，意思完全两样。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——这句话是"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"（可以让百姓跟着走，不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），还是"民可，使由之；不可，使知之"（百姓认可，就让他们自己做；不认可，就教育他们）？两种断句，两种政治哲学。

1958年前后，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下，由吴晗、齐燕铭等具体组织、中华书局主持实施了二十四史的点校工程。这个工程的规格之高，在中国学术史上前所未有：全国几十位顶尖历史学家参与，包括顾颉刚、陈垣、聂崇岐、刘节、唐长孺、陈仲安等大师级人物。

其中最传奇的是顾颉刚。他是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奠基人之一，也是"古史辨"学派的创始人——简单说，他这辈子干的事就是"质疑"：质疑上古史的真实性，质疑传统文献的可靠性。让一个专门"质疑"的人来"校定"历史，中华书局的这个安排，又好像当年"不唯上、只唯实"的叛将文化——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。

顾颉刚负责的是《史记》的点校。他带着几个助手，花了整整三年时间，把《史记》的各个版本——殿本、百衲本、金陵局本——逐字逐句比对。一个字的差异，可能要查十几种文献才能确定哪个版本是对的。

点校工程持续了整整二十年。中间经历了"大跃进"、三年困难时期、“文化时期”——在那个知识分子被批斗、被下放、被剥夺尊严的年代，有一群人还在默默地为一部古籍的每一个字较真。

1978年，二十四史点校本全部出版。这套书至今仍是学术界的权威版本，被称为"中国古籍整理的珠穆朗玛峰"。

中华书局用二十年时间，为后世中国人的历史阅读，铺了一条最平坦的路。

肆 / 《资治通鉴》与古籍整理的"中华标准"

二十四史之外，中华书局还有一项同样浩大的工程：点校《资治通鉴》。

《资治通鉴》是北宋司马光编纂的编年体通史，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，总计二百九十四卷、三百万字。这部书的历史地位极高——毛泽东读了很多遍，说"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"。

但《资治通鉴》的版本问题比二十四史还复杂。历代翻刻、传抄，积累了大量错讹。有些地方是抄写者的手误，有些地方是后人的妄改，还有些地方是故意篡改——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，历代统治者动过不少手脚。

中华书局的点校本《资治通鉴》由著名的古籍整理专家标点、校勘，历时近十年。这个版本的特点是：校勘极其详尽，每一个异文都列出出处，让读者自己判断哪个版本更可靠。

这种"不替读者做判断，但把所有证据摊开"的态度，就是中华书局的"中华标准"。它不灌输，不引导，只呈现。读者看到的是最干净的原文、最详尽的注释、最可靠的校勘——至于怎么理解，那是你自己的事。

除了二十四史和《资治通鉴》，中华书局还整理了大量的古籍经典：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孙子兵法》《世说新语》《文选》《全唐诗》《全宋词》……几乎每一个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的基本文本，都有一个中华书局的"标准版本"。

中华书局用一个世纪的时间，为中国人的文化记忆，建了一座最坚固的图书馆。

伍 / 中华的气质：正统、严谨、不可替代

中华书局的气质，用一个词概括就是：正统。

这种正统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选书标准和编辑态度积累出来的。中华出的古籍，校勘严谨、注释准确、版本权威，几乎不可能找到替代品。

和理想国的"知识分子气质"、三联的"人文气质"不同，中华的气质更接近"庙堂"——它做的事情，是为整个民族保存和整理文化遗产。这种使命感，在中国的出版社里是独一无二的。

中华的装帧设计也有自己的风格：朴素、大气、不追花哨。你不会在中华的书上看到什么炫目的封面设计或腰封文案——它相信，书的价值在内容，不在包装。

中华书局有个传统：编辑入职后，第一件事不是学怎么策划选题，而是学怎么校对。校对是基本功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，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抠。这种近乎苛刻的标准，让中华书局的编辑队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气质：安静、耐心、不浮躁。在一个越来越追求"效率"和"变现"的时代，中华的编辑们还在做着最"慢"的事情——为一个字的校勘查几十种文献，为一个注释讨论几个月。

在古籍上面，错一个字，后人就可能误解一句话；错一个标点，后人就可能误解一段意思。

陆 / 新时代的中华

21世纪已经过去四分之一，古籍市场的读者在萎缩，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在分化，电子化阅读对纸质书的冲击不可忽视。

中华的应对策略是"两条腿走路"：

一方面，继续深耕古籍整理这个核心阵地。二十四史的修订版正在推进中，预计需要十年以上。这种"慢功夫"在追求效率的出版业中越来越稀缺，但正因为稀缺，反而更有价值。

另一方面，中华开始尝试面向大众的文化普及。“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"系列（简称"三全本”），用白话文翻译经典，让普通读者也能读懂《论语》《道德经》《庄子》。这个系列的总印量已经十分庞大——如果换成奶茶，可能也绕地球了。

“三全本"的成功，证明了一件事：传统文化不是没有市场，而是需要一个好的"入口”。大多数人不是不想读《论语》，而是读不懂文言文。你把门槛降下来，书里的道理更明白，再加上些案例论据，读者就看明白了，传播和销量自然也就来了。

中华还在推进数字化。古籍数据库"中华经典古籍库"收录了数万种古籍的电子版，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。以前学者要查一个原始记录，得到处找古籍善本、泡在图书馆里翻几个月；现在输入关键词，几秒钟就能找到。

但数字化也带来新的问题：当古籍变得唾手可得，人们还会珍惜它吗？当搜索取代了通读，学者还会对一部书有整体的理解吗？这些问题，中华书局的人也在思考。

柒 / 叛将的遗产

回看陆费逵当年的"叛逃"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：一个年轻人的野心，改变了中国出版的格局。

如果没有陆费逵的叛逃，商务印书馆可能继续垄断教科书市场，中华书局不会诞生，二十四史的点校可能要晚几十年才能完成。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：一个人的选择，改变了一个行业的走向。

陆费逵后来执掌中华书局三十余年，直到1941年在香港病逝。他这一生，做过最正确的一件事，就是在1911年的那个冬天，选择了不等待、不观望、不犹豫——直接动手。

“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，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；我们希望教育进步，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。我们虽然是较小的行业，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。”

这段话，放在今天的文化和教育事业里，依然不过时。

书业进步，则教育进步；

教育进步，则国家社会进步。

备注：本文素材来源于中华书局官方网站、新闻采访和网络素材；部分内容有艺术加工；一家之言，贻笑大方，如有侵权，先道歉，即删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