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务印书馆：从弄堂作坊到百年灯塔

1897年2月11日，上海江西路德昌里，一条窄得两个人并肩走都嫌挤的弄堂。

四个年轻人挤在石库门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里，摆弄几台二手印刷机。机器是从一个英国人手里买来的，老旧得像是从废品站捡的。但这四个年轻人不在乎，他们凑了三千七百五十块大洋——其中五百块还是其中一个人的老婆找同学借的——开了这家印书作坊，起名叫做：商务印书馆，英文名是Commercial Press。

四个年轻人里领头的那个叫夏瑞芳，青浦人，当年二十六岁。他是个放牛娃出身的孩子，父亲早逝，在教会学校半工半读学了英文和印刷技术，在洋人报馆里做排字工人。另外三个是鲍咸恩、鲍咸昌兄弟和高凤池，他的同窗好友。

商务印书馆印的是开公司用的簿记、账册等纸制文具，“商务"二字，指的就是商业用品，这门生意的本质是"卖铲子”。

这几个年轻人做梦也没想到，他们创办的这家小作坊，日后会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奠基者，会存活一百二十九年，会编出每个中国学生都用过的《新华字典》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。

同样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，商政军之间的关系，向来是卧榻之侧、与虎谋皮：

1895年，夏瑞芳因为不满洋人老板克扣工资，领着工友们罢工，把当天的报纸搞停刊了，失去了工作；

1914年，夏瑞芳因为不想公司住所沦入战火，领着友商们罢市，利用洋人阻挠政府驻军，失去了性命。

壹 / 张元济：翰林下海

夏瑞芳是个好商人，有技术、有胆略，但他知道自己缺一样东西——内容。

印刷技术再好，那也只是个印刷厂。夏瑞芳很快意识到，商务印书馆要发展，必须有自己的内容中心，必须有自己的编辑团队。他开始四处物色人才。

1902年，他找到了一个人。这个人改变了一切。

这个人叫张元济，浙江海盐人，光绪年间的翰林。翰林是什么概念？那是科举时代的顶级学霸，全国最聪明的一群人里的聪明人，放到现在，是要进中央智库的。张元济做过京师大学堂的译学馆总理，参与过戊戌变法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"永不叙用"。知道自己的儿子被开除公职后，张元济的母亲说：

“有子万事足，无官一身轻。”

还是要找工作的。张元济远离帝都，来到当时有租界保护反清斗士的远东第一大城市——上海，供职于南洋公学的译书院，做的是学校社科院和出版社的一把手工作，夏瑞芳是他的供应商。

夏瑞芳请张元济来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，张元济居然答应了，创业企业挖来了甲方爸爸。

这是一个印刷工人和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结盟。一个懂技术，一个懂内容。一个负责制造，一个负责研发。这种搭配在当时的出版业里闻所未闻，恰恰是商务印书馆崛起的关键。

张元济到了商务之后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编教科书。

1904年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《最新国文教科书》。这套教科书的编写团队阵容豪华：蔡元培、高梦旦、蒋维乔……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教育家和学者。教科书一出版，立刻轰动全国。它不是枯燥无味、仅有竖排文字的八股教材，而是图文并茂、循序渐进、贴近儿童认知规律的新式课本。

在此之前，中国的儿童启蒙读的是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。商务的《最新国文教科书》第一次让中国的孩子们在课本上看到了"花、鸟、鱼、虫"这些日常事物，看到了简单有趣的童真插图，看到了循序渐进的课文。

这套教科书一炮打响，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界的霸主地位。

张元济在商务待了大半辈子。他不拿高薪，不住洋房，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。他最大的爱好是藏书——他收藏的古籍善本堆积如山，后来捐给了国家图书馆。他说过一句话，至今读来仍然让人动容：

“吾辈生当斯世，他事无可为，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……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……不能不努力为之也。”

一个翰林，献身维新，失去仕途，投身出版，通过藏书、印书、卖书，庚续中华文脉。

是为吾辈之楷模。

贰 / 王云五：从学徒到"四角号码"

张元济之后，商务印书馆又来了一个传奇人物：王云五。

王云五的出身比夏瑞芳还要"草根"。他只上过几年私塾，自学会了英文，十八岁就当上了英文讲师，他教过的学生里，有一个叫胡适。十九岁的时候，他挣了点首付，以按揭的方式买了一套——不是房——是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》，花了三年时间把整套书通读了一遍。

1922年，胡适推荐王云五进入商务印书馆，担任编译所所长。王云五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改革，把商务从一个传统出版机构改造成了现代化的文化企业。

他最著名的贡献是两件事。

第一件事是发明了"四角号码检字法"。在那个年代，查字典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传统的部首检字法复杂繁琐，很多人一辈子都搞不清楚"辰"字到底归哪个部首。王云五发明了一套用数字编码的检字法，每个字取四个角的笔画，编成一个四位数的号码。这套方法简单直观，让识字不多的人也能快速查到字典。

四角号码检字法一度风靡全国，几乎所有工具书都采用了这套检字系统。后来随着拼音输入法的普及，四角号码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它是中国文化普及的重要工具。

第二件事是主编《万有文库》。

1929年，王云五策划出版了一套超大型综合性丛书——《万有文库》，涵盖了哲学、文学、历史、科学、经济、法律、教育等几乎所有学科门类，凡一千七百一十种图书，四千册，小三十二开本，纸皮平装。每册书脊上印有分类号，书末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书名卡片。

王云五的理想是：

“协助各地方、各学校、各机关，甚至许多家庭，以极低的代价，创办具体而微的图书馆。”

《万有文库》的定价远低于同类图书。这套丛书的出版，不仅让商务赚了大钱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文化普及。很多偏远地区的学校、图书馆，就是靠着一套《万有文库》起步的。

叁 / 烈火中的商务

1932年1月28日，日本海军陆战队借故突袭上海，战斗目标之一是摧毁中华文脉。炮弹精准地落在了商务印书馆的总馆、总印刷厂和东方图书馆上。大火过后，四十六万册藏书，包括大量珍贵的古籍善本、地方志和外文文献，化为纸灰，在上海的天空飘了好几天，有些飘到了几十里外的郊区。

商务印书馆壮士断腕，集中资源，三千职工只留千人复建。

半年后，1932年8月1日，商务印书馆恢复印刷生产。王云五手书一幅大字贴在废墟上：

“为国难而牺牲，为文化而奋斗！”

同人与顾客见者无不动容。

这不是商务第一次经历灾难，也不是最后一次。

仅仅五年后，1937年日军再犯上海，商务印书馆再遭兵燹——电影《八佰》讲的就是这次战斗。

商务印书馆被迫内迁，在重庆、长沙、香港等地继续出版。抗战胜利后又迁回上海。1949年后经历公私合营。六十年代运动期间几乎停摆。

但商务从未真正倒下。每一次被打倒，它都会重新站起来。就像它的名字一样——“商务"两个字，听起来就有一股策略和韧劲。

肆 / 两本字典

如果说商务印书馆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只能选两样东西，那毫无疑问是两本字典：《新华字典》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。

《新华字典》最初由魏建功、叶圣陶等人主持编纂，195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初版，后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这本巴掌大的小字典，至今已经印行了六、七亿册。它是每个中国小学生的启蒙圣物，是每个中国家庭必备的工具书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则是更大的工程。1956年开始编纂，由吕叔湘、丁声树先后主持，历经二十多年，1978年正式出版。这本词典收录了五万六千多条词语，对每个词的读音、释义、用法都做了严格的规范。它不仅是一本工具书，更是现代汉语的标准和权威。

两本字典加起来，影响了十几亿中国人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商务印书馆可能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基础，也是最深远的出版机构——没有之一。

但商务印书馆的影响远不止于此。

它出版的"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，是中国学术界了解西方思想的重要窗口。这套丛书收录了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、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、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、黑格尔的《精神现象学》、亚里士多德的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……几乎涵盖了西方学术经典的所有重要著作，这套书包含了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。

这些书的翻译质量参差不齐，有些译本甚至饱受诟病。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有意义——它们让中国学者有机会直接阅读原典，而不是通过二手资料了解西方思想。

2024年，在这套"汉译名著"累计出版1000种的时候，一位学者动情地说"汉译名著每上一本，我们那种愉悦的、喜悦的心情……为了买一本书，我们可以少吃一顿饭。"

少喝一杯奶茶，多读一本书，这对整个人生是非常重要的。

伍 / 对手与同行

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，商务印书馆最大的对手是中华书局。

两者的竞争从1912年就开始了，持续了一百多年。竞争的焦点是教科书——这是出版业最赚钱的业务，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业务。

1911年武昌起义后，老翰林张元济认为帝国永存，拒绝了教材新编工作。年轻的编辑陆费逵秘密组织编写了一套新式教科书，然后离开商务，创办了中华书局。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，中华书局迅速推出"共和"教科书、抢占了市场。商务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

这场竞争后来演变成了中国出版史上最经典的商业对峙。两家出版社在教科书市场上你来我往、互不相让。竞争的结果是：两家都越做越大，教科书的质量越来越高，中国的教育普及也因此受益。

商务和中华的竞争，有点像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竞争——它们是对手，但也是彼此存在的理由。没有中华书局的追赶，商务可能不会那么努力地创新；没有商务的压力，中华可能不会那么拼命地提升质量。

这种竞争关系，在今天的出版业已经很难见到了。现在的出版社大多各有所长、各有所好、各有所占，针锋相对少了，联盟单位多了。

陆 / 努力还需再试

2026年，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九岁了。

从德昌里弄堂的那间小作坊，到今天中国最古老的出版机构。从几台二手印刷机，到年出书数千种。从四个印刷工人的创业梦，到几代人的文化传承。

商务印书馆的历史，就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缩影。它经历了清末的动荡、民国的战乱、新中国的建设、运动的浩劫、改革开放的春风。每一次时代的巨变，它都身在其中，既是见证者，也是参与者。

今天的商务印书馆，依然保持着它的传统：工具书是看家本领，学术出版是核心业务，教科书是重要支柱。它的《新华字典》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依然在更新换代，它的"汉译名著"系列依然在向2000种迈进。

但今天的商务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数字化浪潮冲击着整个出版业，纸质书的销量逐年下滑，电子书、有声书和十分钟带你读懂一本书分走了大量读者，工具书业务受到互联网搜索引擎的冲击——年轻人查字典和查资料不再翻书，而是直接AI一下。

商务印书馆能不能再活一百年？没有人知道。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：它已经为中国文明保存了一百二十九年的薪火。这份薪火，不会轻易熄灭。

“敢云有志竟成，总算楼台平地。从今以后更艰难，努力还需再试。”

备注：本文素材来源于商务印书馆官方网站、新闻采访和网络素材；部分内容有艺术加工；一家之言，贻笑大方，如有侵权，先道歉，即删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