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译文：我们读到整个世界

1978年，改革开放元年。

上海绍兴路74号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，五个人挤在一张桌子周围，桌子中间被稿纸占领了。

一个深度近视镜的中年人，正用蘸水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改着译稿，纸张滲墨，氤氲出一圈水渍，像极了上海的秋天。

他叫王道乾，五十七岁，刚从干校回来不到两年。

这是上海译文出版社，刚刚挂牌独立，没有剪彩仪式，没有领导讲话。就是这么几个人，几张桌子，开始了中国出版史上最系统的一次现代世界文学引进。

壹 / 从人民文学的"上海分部"说起

要讲上海译文，得先讲它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关系。

上海译文不是凭空创业的，它的前身是上海新文艺出版社，1950年代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。简单说，它是人民文学在上海的"分部"——编辑在上海，但选题和出版要听北京的。

这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惯例，但到了1970年代末，问题暴露了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，风格偏"经典化"——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、狄更斯，大部头，严肃而庄重，像极了一个家长。但上海的编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世界：法国新浪潮、拉美魔幻现实主义、日本战后文学——这些作品在西方已经引起了巨大反响，中国读者却完全不知道。

往往是孩子先看到世界

1978年，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独立建制，从人民文学的"分部"变成了一家独立出版社：财政独立、人事独立，运营独立，选题，自然也就独立了。

上海译文独立后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系统引进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。杜拉斯、加缪、萨特、卡夫卡、博尔赫斯、福克纳——这些名字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中国读者视野，几乎都和上海译文有关。

人民文学还在出十九世纪的经典，上海译文已经在出二十世纪的先锋了。两者虽然各有侧重，但在一些焦点作品上也不乏暗中较劲：经典 vs 现代，殿堂 vs 先锋，北京 vs 上海。

这第二条路，引导了整整一代中国读者的文学品位。

贰 / 王道乾：二十余年的沉默，从污泥中开出的花

王道乾这个名字，今天的年轻人大多不认识，但在八十年代的世界文学圈，他是翻译之神一样的存在。

他1921年生于杭州，194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学法国文学，1950年回国，满腔热血要报效祖国。

其后，在漫长而起伏的28年，上了另外一所学校——干校。

到了1978年，组织问他想去哪儿。他说，上海译文出版社。

又过了几年，1984年，杜拉斯的《情人》法文原版出版。1985年，王道乾的中文译本就翻译发行了。

这一年，杜拉斯71岁，王道乾64岁。两个人大概率都不怎么分泌荷尔蒙了，唯独这本书，一个写得酣畅，一个翻得淋漓。

王道乾的翻译有一种独特的节奏感。他不追求逐字逐句的精确，而是要让中文读者感受到原文的"呼吸"。杜拉斯的法语是口述的、意识流的、断裂的、跳跃的、带着寒意的，王道乾的中文亦然。

“我已经老了，有一天，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。”

这个开头，带着《百年孤独》的痕迹，又被无数中国作家引用。

王小波说：“最好的中文翻译就是王道乾这样的。“这不是客气话，是真心话。王小波自己的文字里，在王二的身上，你能看到王道乾的影子。

1993年，王道乾去世了，活了七十五岁，享年，我不知道怎么算。

他翻译的作品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作家：从余华到苏童，从格非到孙甘露，这些先锋派作家的文学基因里，都有王道乾译笔的痕迹。

他用二十余年的沉默，换来了中国文学的一枝奇葩。

“从丑恶中提炼出美，从污泥中开出一朵花。”

叁 / 钱春绮：弄堂里的德语苦行僧

如果说王道乾是上海译文的法语灵魂，那钱春绮就是德语的脊柱。

钱春绮1921年生于泰州，从小入私塾诵读四书五经，先是从医，期间自学德、日、英、法、俄五种语言。聪慧程度可见一斑。

但是他翻译歌德的《浮士德》，翻了二十年。

不是因为德语不熟练，是因为他在反复推敲。每一句译文，他都要对照德语原文读十遍以上。他要找到中文里最准确的那个词，那个既能传达歌德的思想重量，又不失诗意的词。

“浮士德的独白，每一段都是一首诗。“他说，“翻成散文，是对歌德的侮辱。”

所以他用韵文翻。押韵，对仗，节奏感全要。这在翻译界是自杀式行为——韵文翻译意味着你要同时处理语义和语句，难度翻倍，还容易被骂"过度发挥”。

但钱春绮不在乎。他的《浮士德》译本至今是中国最权威的版本之一。学者们可能对个别措辞有争议，但没有人否认，这个译本让中国读者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歌德的"声音”。

除了歌德，他还翻译了海涅、席勒、尼采。他一辈子翻译了近千万字，却几乎不接受采访，不上电视，不参加任何文学活动。他住在上海市区一间老公房里，书堆到天花板，每天翻译八到十小时，直到去世前一年。

有记者好不容易找到他家里采访，问他为什么这么低调。

他说：“翻译是寂寞的事。热闹了，就翻不好了。

2008年，钱春绮去世，享年八十七岁。人走了，书还在加印。

肆 / 林少华：村上春树的中国面孔

如果说前两位翻译家代表的是上海译文的古典气质，那林少华代表的就是它走向大众的那个转折点。

林少华是吉林人，1952年生，在东北师大教日语。他最早翻译的《挪威的森林》由漓江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，一时洛阳纸贵。2001年，上海译文买下了村上春树多部作品的版权后，请林少华做了《挪威的森林》修订译本，从此开启了双方长达二十余年的合作。

那时村上春树在中国已小有名气，但真正让他成为"文化现象"的，正是上海译文推出的林少华译本。林少华翻出了那句在中国流传至今的话：

“死并非生的对立面，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。”

这句话在日语原文里其实没那么惊艳。是林少华的中文赋予了它一种哲学的重量。他把村上春树那种轻飘飘的、带有爵士乐质感的日语，转化成了中文里一种冷静的、略带忧伤的诗意。

这就是翻译家的魔力。他们不是传声筒，他们是再创造者。

《挪威的森林》在中国卖了超过一千万册。村上春树成了中国最畅销的外国作家之一。林少华也因此成了"村上春树的中国面孔”——很多人读村上，其实读到的是林少华。

后来有另一位翻译家施小炜重新翻译了村上春树，风格更贴近原文的口语化。两个译本的粉丝在网上吵了十几年，至今没有定论。有人站林少华：“林译有诗意，读着像文学。“有人站施小炜：“施译更忠实，读着像村上。”

林少华后来成了中国海洋大学的教授，继续翻译，继续写散文。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为了灵魂的自由》，讲的就是翻译这件事——

“翻译不是语言的搬运，是灵魂的搬运。”

伍 / 《外国文艺》和《世界之窗》：两扇窗

上海译文不只是出书。它还做了两件影响深远的事：办了两本杂志。

一本叫《外国文艺》，1978年创刊。这本杂志的定位很明确：把最新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思潮引进中国。它刊登过加缪的《局外人》节选、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、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——这些作品几乎是"从天而降”。

很多中国作家的文学启蒙，不是来自课堂，而是来自这本杂志。余华在一次采访中说：“我最早读到卡夫卡，就是在《外国文艺》上。那改变了我对写作的全部理解。”

另一本叫《世界之窗》，1979年创刊。这本杂志的定位更大众——它不是纯文学，而是介绍世界各国的文化、社会、生活方式。在那个中国人对"外面的世界"充满好奇的年代，《世界之窗》就是一扇真正的窗。

你很难想象，在1980年代初，一个中国年轻人第一次在《世界之窗》上看到纽约的摩天大楼、巴黎的咖啡馆、东京的地铁时，内心的震动有多大。

那不仅仅是"开眼界”。那是一种认知的撕裂——原来世界这么大，原来生活可以是另一种样子。

上海译文用这两本杂志，完成了对中国读者的"文学启蒙"和"世界启蒙”。书是长线，杂志是短线；书是深度，杂志是广度。两条线加起来，才是完整的世界。

陆 / 装帧设计：不说话的美学

上海译文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优势：装帧设计。

它的书，从八十年代起就有一种独特的气质。封面简洁，字体考究，用色克制。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"畅销书"风格，而是一种安静的、有教养的美。

很多读者买上海译文的书，第一眼是被封面吸引的。那种设计语言在说：“这本书是有品质的。”

到了今天，上海译文"译文经典"系列的封面设计已经成为中国出版界的标杆。黑色打底，白色书名，金色点缀。简单到极致，反而有了辨识度。有人专门收藏这个系列，不是为了读，就是为了摆在书架上好看。

当书的内容足够好，装帧就不再是包装，而是内容的一部分。

这是出版的高级玩法。

这是美和腔调的高级表达。

柒 / 翻译的黄昏？

上海译文出版社今年四十八岁了，说来也巧，很多人也在这个年龄附近，走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。

那个在窗边改稿的王道乾，那个在弄堂里自学德语的钱春绮，那个觉得村上春树"有点意思"的林少华——他们代表的，是一种对翻译和文字近乎偏执的认真。

在这个AI翻译已经能处理绝大部分日常文本的时代，这种认真还有意义吗？

我想是有的。

机器翻译能给你信息，但给不了你声音，更难以触及灵魂。

而灵魂这件事，暂时还轮不到机器。

备注：本文素材来源于上海译文出版社官方网站、新闻采访和网络素材；部分内容有艺术加工；一家之言，贻笑大方，如有侵权，先道歉，即删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