局外人：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

壹 / 你不知道妈妈正在死去，直到接到通知

《局外人》的开头是这样的：“今天，妈妈死了。也许是在昨天，我搞不清。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：‘令堂去世。明日葬礼。特致慰唁。‘它说得不清楚。也许是昨天死的。”

这和《百年孤独》那个著名的开头一样，巨大的信息量与冷漠的陈述同时撞进我的脑袋。

“多年以后，面对行刑队，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”——那是一种时间的折叠，将过去、现在与未来压扁在一句话里。

“今天，妈妈死了。也许是昨天，我也不知道"是另一种震撼。它把死亡这个本该惊天动地的事件，处理得像一条迟到的天气预报。

我站在书架前，把书的上口靠在隔板上，左手托着书的下口，右手扶在书架上，把那两句话读了三四遍。然后又翻到封面。那是一幅无法辨认的抽象色块——灰绿、米白与浅浅的赭石彼此侵染，线条交错而动荡，像图书馆剥落的墙面。封面小小的留白处写着：局外人，[法]阿尔贝·加缪著，柳鸣九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句话被各种文学排行榜列为"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开头"之一。它之所以能享有如此声誉，是因为这个开头的语言，本身就在"反文学”。它没有"那是一个阴沉的早晨"式的铺垫，没有"命运悄然降临"式的隐喻，它只是陈述，像一份被念出来的档案。

贰 / 你不知道别人正在死去，直到你扣动扳机

小说第一段中的"我"是默尔索，一个独自居住在阿尔及尔的小职员。他有一个所谓的朋友，叫雷蒙。雷蒙暴打了自己的女朋友，被其阿拉伯亲友寻仇报复。在沙滩上，雷蒙与对手肉搏受伤。简单包扎后，雷蒙持枪回去找场子。默尔索担心雷蒙贸然开枪，劝说雷蒙将枪交给自己保管。对手畏惧于枪，转身逃走。雷蒙得意洋洋地重回住所。默尔索莫名其妙地又回了沙滩——他只是想去看看沙滩上的泉水。对手居然还在，莫名其妙地感到威胁，抽出了刀子。默尔索开枪了，一枪毙命，然后又朝尸体开了四枪。

柳鸣九告诉了我们加缪写的太阳：

“我只觉得太阳像铙钹一样压在我头上，那把刀闪亮的锋芒总是隐隐约约威逼着我。灼热的刀尖刺穿我的睫毛，戳得我的两眼发痛。此时此刻，天旋地转。大海吐出了一大口气，沉重而炽热。我觉得天门大开，天火倾泻而下。我全身紧绷，手里紧握着那把枪。扳机扣动了，我手触光滑的枪托，那一瞬间，猛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，一切从这时开始了。我把汗水与阳光全都抖掉了。我意识到我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，打破了海滩上不寻常的寂静，在这种平衡与寂静中，我原本是幸福自在的。接着，我又对准那具尸体开了四枪，子弹打进去，没有显露出什么，这就像我在苦难之门上急促地叩了四下。”

叁 / 你不知道自己正在死去，直到听到宣判

默尔索被捕。接下来是漫长的关押与审判。预审法官来了，律师来了，他们轮番质询他，轮番试图替他"解释"那场杀人——解释动机，解释情感，解释一切可以解释的东西。默尔索只是不（懂）配合。他不愿意说他"悔恨"，因为他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悔恨。他不愿意说"我请求上帝宽恕"，因为他根本不信上帝。在审判时，他被律师要求不要说话，原因是律师认为这样对默尔索更有利，却让这个当事人，无能表述自己。

法庭宣判了他死刑。理由是“他怀着杀人犯的心埋葬了母亲”。

检察官站在法庭上慷慨陈词：一个在母亲下葬时都没有流一滴眼泪的人，一个不知道母亲确切年龄的人，一个在葬礼后第二天就去游泳、看滑稽电影、和女人睡觉的人——这样的人，难道不是已经提前在心里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吗？既然他能在精神上杀死母亲，那么他在肉体上杀死一个阿拉伯人，又有什么好奇怪的？

死刑判决书上写的罪名，和他开枪杀死那个阿拉伯人这件事本身，几乎没有任何关系。他死于社会对"正常情感"的期待，死于一个他不愿意配合演出的剧本。

默尔索杀人，自然要接受刑罚，但根据当时的法律，不一定是死刑。但他被判处了死刑，因为他是"应该被判死刑的人"。而"什么样的人该判死刑"，由"别人"说了算。

肆 / 要说"别人"，先说作者

阿尔贝·加缪1913年出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。父亲是法国人，母亲是西班牙裔。父亲在1914年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，一个新兵蛋子，自然难以熬过战争，很快就在马恩河战役中被弹片击中，几周后死于战地医院。加缪当时还不满一岁。

母亲是个半文盲，几乎不会读写，听力也有障碍。她在阿尔及尔——也就是小说中的那座城市——给富人帮佣，养活两个儿子。一家三口小心翼翼地住在外祖母的一间没有水电的小公寓里。

幸运的是，加缪遇到了至关重要的老师路易·热尔曼。热尔曼老师帮助加缪赢得奖学金并顺利升入中学，之后又完成了大学教育。三十多年后，加缪把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献给了这位小学老师。

1930年秋，加缪在中学最后一个学年学习时，罹患肺结核——当时的绝症，鲁迅笔下的华小栓就是这么死的。从这时起，加缪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他无法忽略死亡的随意性和偶然性。这也反映到了《局外人》的结尾：死亡是注定的结局，或许也是最终的解脱。

伍 / 再说"别人"

默尔索身边其实没有几个人。

“朋友”雷蒙——一个靠拉皮条和暴力过活的人，他把默尔索当成听话的跟班。女朋友玛丽——唯一探监默尔索的人，她因为默尔索的“古怪”而爱上了他。养老院的院长和门房——他们记得默尔索在母亲葬礼期间喝牛奶咖啡、抽烟、没流泪。邻居沙拉马诺——一个每天骂狗、狗丢了又痛哭的老人。就是这些不起眼的、边缘的、各自带着一点不堪的人，构成了默尔索全部的社会关系。

到了法庭上，他们依次登场作证。他们说的都是事实：他确实没哭，确实喝了咖啡，确实第二天就和玛丽去了海边。没有一个人说谎。但这些零碎的、私人的、与杀人毫无关系的生活碎片，被检察官一粒粒拾起来，串成一条完整的链条——一个天生的、冷酷无情的罪犯。检察官不需要捏造证据，他只需要把这些事实用他的逻辑重新讲一遍。默尔索的朋友们就成了判他死刑的证人。

审判他的人，没有一个真正关心他为什么开枪。预审法官像哄孩子一样引导他，希望他说出"上帝"和"忏悔"。律师急于替默尔索编出一个说得过去的"犯罪动机"，急于证明默尔索"其实是个好人"。在死刑前神甫来了，握住他的手，逼他喊出"天主的名字"，好像只要喊出那两个字就能消解一切罪孽。默尔索统统没有配合。他只是说，他对自己的人生确信无疑。于是这些人也都例行完了公事离开了。他们全都带着同一种困惑：你怎么就不能说一句大家想听的话呢？

陆 / “妈妈"还是"母亲”——一个翻译的锚

好，现在回到翻译。

《局外人》的中文译本，主流版本的开头几乎完全一致。

柳鸣九译本（1980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）：“今天，妈妈死了。”

郭宏安译本（2001年，译林出版社）：“今天，妈妈死了。”

袁筱一译本（2021年，湖南人民出版社）：“今天，妈妈死了。”

四十年，三个主要译本，“妈妈死了"这四个字一字不改。

这在外国文学翻译史上是不多见的——各个译者基于自己的理解、技术和差异化表现的要求，往往会对关键的话语做出不同的表述。比如第一期写过的《百年孤独》开头，“参观"和"见识”，“许多年过去了"和"多年以后”。

但"妈妈死了"这句话，大家异口同声地选择了同样的说法。

柳鸣九在1980年做出这个选择时，面对的是中国翻译界的一整套传统。那时候，文学翻译的主流风格是"雅"和"汉语同化”，译者习惯把原文的语言往上提一个档次，再套上汉语的表达习惯。法语里说"mourir"（死），翻成中文就要"去世"或"与世长辞"。法语里说"maman"（妈妈），放在文学作品里，自然要翻成"令堂"才够体面。

柳鸣九没有这样做。这背后是一种基于对作者和小说人物理解的翻译自觉：默尔索不是一个会用书面语思考的人。他是阿尔及尔的一个小职员，说话朴素，甚至有些笨拙。他不会说"母亲去世了"，他只会说"妈妈死了"。如果译者替他"美化"了这句话，就等于给默尔索穿上了一件不属于他的外衣——柳鸣九后来对《局外人》的译介与阐释，正是建立在这种对人物"原本状态"的尊重之上。

但是，在小说中，养老院发来的电报上写的是"Mère décédée"——“令堂去世了”。“Mère"是正式的、公文化的词汇，和默尔索口中的"maman"形成了精确的对照。

同一个女人，儿子叫她"妈妈”（maman），养老院叫她"令堂"（Mère）。

这是个人世界与社会制度之间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。在儿子口中，她是活生生的"妈妈"；在电报上，她是"死者母亲"，一个需要处理的对象。如果开头翻译成"母亲死了"，这个对照就塌了——从头到尾都是"母亲"，养老院和默尔索用同一种语言说话，鸿沟不存在了。

需要揣测的是，柳鸣九翻译《局外人》，是在1980年。他本人经历过那个运动的年代，见识过一个在体制内"不（懂）配合"的人会面临什么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柳鸣九比任何译者都更懂默尔索，这不仅是翻译技巧的判断，也是一代人的记忆沉淀在了纸上。

当然，也不是完全没有人试过别的版本。

从1958年《局外人》在台湾《联合报》副刊以《异乡人》的名字连载，到1961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译所翻译"内部发行"的版本以来，这本书已经至少拥有了55种不同的中文版本。总会有人读出不一样的感悟，做出不一样的翻译。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了张一乔翻译的版本，书名译为《异乡人》，开头翻译为"今天，妈妈走了。"

“走了”。

这是一个明显的软化，充满了含蓄与避讳。译者的判断可能是"妈妈死了"在中文里的冲击力太大——法语中"mourir"的使用比"死"更日常、更中性，所以需要一个更温和的中文对应。

这个选择代表了另一种翻译哲学：不是在翻译文字，而是在翻译效果。柳鸣九翻译的是加缪写下的词，张一乔翻译的是那些词在法语读者心中唤起的感觉。

这依然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翻译策略。

但绝大多数译者和读者选择了"妈妈死了"。这四个字已经变成了翻译史上的一个锚。锚定的不仅是文字的蝶变，也是加缪投放在默尔索身上的灵魂。

柒 / 天下尽是默尔索

2020年代的中国，“躺平"“摆烂"“内卷"“社畜”——这些词和加缪笔下这个小职员之间，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连着。默尔索不想假装悲伤，不想升职，不想为自己的行为给出"合理的解释”。这在1942年让读者觉得他是个怪物，在2020年代却让一些年轻人觉得心有戚戚焉。

豆瓣上关于《局外人》的书评里频繁出现"荒诞"“真实"“冷漠"这些词，间或有人说到"丧”，这基本上可以类比为"默尔索就是我"了。

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分。

“躺平"是一种放弃：我不陪你们玩了。而默尔索不是"冷漠”，他是"自足”。他参与社会，但不需要外界认可，更不需要社会参与。

加缪在美国版《局外人》序言中写道：默尔索被判处死刑，是因为他不愿参与那场"游戏”，他"拒绝说谎”。他并非麻木不仁，而是"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，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"。他不哭、不表演爱，是因为他拒绝说任何比自己内心感受更多的话。

这种拒绝，代价高昂。高于生命，丧失生命。

如果整本《局外人》只有默尔索那种干枯冷淡、口语化和流水账式的叙事风格，它不会成为一部伟大的小说。加缪的厉害之处在于，在这种不动声色的白描之上，还有一种不时出现的抒情风格——人格化太阳、大海、沙子和岩石这些自然的力量，默尔索发现了这些最平静的事物，让原本疏离的文字瞬间变得滚烫。

这种冷与热的交替，构成了《局外人》独有的阅读体验：你先是枯燥和漫不经心，然后被引入一个绚烂的世界，然后陷入了无尽的深渊。

加缪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过一句话：“我无法背离我所处的时代。”

默尔索们不是时代的叛徒。

如果时代本身病了，局外人反而成了唯一清醒的人。

捌 / 温和的良夜

柳鸣九译本的最后几页，默尔索在等待行刑的深夜，听到了田野上万籁作响的声音，闻到了夜的气味，土地的气味，海水的气味。很久以来，他第一次想起了妈妈，似乎理解了妈妈为什么要在晚年找一个“未婚夫”，为什么又玩起了“重新开始”的游戏。他想明白在一个生命凄然而逝的养老院的周围，夜晚就像是一个令人伤感的间隙。如此接近死亡，妈妈一定感受到了解脱，因而准备再重新过一遍。而他，他现在也感到自己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：

“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，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。”

为了善始善终，功德圆满，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，默尔索期望处决他的那天，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，都向他发出仇恨的叫喊。

默尔索以对待死亡的幸福，温和地走进了那个良夜。

到这个时候，我才想明白，我看不懂的这本书的封面，原来就是默尔索在狱房里面的石壁。

神甫说，他可以从中看到上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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