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4：翻译会影响政治立场吗？

壹 / 倒过来看世界

当时是1948年，二战已经于三年前结束，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，斯大林的铁幕已经降下。乔治·奥威尔在苏格兰朱拉岛的一间小屋里，肺结核正在吞噬他的身体，他要赶在生命结束之前完成这本书，作为年代的倒影，书名写成了《1984》。

他勉强赢了一步。1950年1月21日，在《1984》出版7个月后，奥威尔在伦敦一家医院去世，年仅46岁。

《1984》一直活到了现在。奥威尔创造的“老大哥”“双重思想”“新语”“思想犯罪”，成为讨论政治、权力、监控与自由的通用术语，

书中的世界，也被读者们有意无意地代入现实比较。

贰 / 谁控制了“世界”

乔治·奥威尔原名埃里克·阿瑟·布莱尔（Eric Arthur Blair），1903年生于英属印度莫蒂哈里。父亲是印度民政署的鸦片税务官，母亲是缅甸木材商的女儿。他家庭经济条件一般，能靠奖学金跻身伊顿公学，却无法融入贵族圈子。毕业后，他没有申请大学，径直去缅甸当了帝国警察。五年期间，他目睹了殖民统治的残暴、人在高压统治下失去自由和尊严的恐惧。

1927年，他辞职回到欧洲，开始了一段刻意的贫困——穿上破烂衣裳，住进贫民窟，去巴黎洗碗，在伦敦扛包，到书店卖书，这段经历写成了《巴黎伦敦落魄记》。他去西班牙参加内战，在加泰罗尼亚前线差点被子弹打穿喉咙，这段经历写成了《向加泰罗尼亚致敬》。

他的政治立场很复杂：他自称社会主义者，又尖锐地批判苏联共产主义。他反对帝国主义，又不接受反帝国主义阵营的简单叙事。他信仰平等，又对群众运动有敏感的警惕。

他的作品《动物庄园》和《1984》就是这种复杂性的产物。它们通常被理解为“反极权（共产）主义”作品，这个标签有些简单。他反对的不只是某一种极权，而是以一切形式操控语言和思想的绝对权力。

他在《1984》中阐述了这种权力：“谁控制了过去，谁就控制了未来。谁控制了现在，谁就控制了过去。”

这种权力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中的世界观，也适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体制，也照进了现实世界。

叁 / 文章照进世界

《1984》在全球政治话语中，变成了一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。

奥威尔本人是社会主义者，他反对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变质。《1984》中的极权国家“大洋国”，不是苏联的翻版，而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、任何可能走向极权的社会体制。

在西方，《1984》已经成了“极权主义”的代名词，长期被右翼势力用作反苏反共的工具，但左翼肯定不会对号入座。

在东方，这种左右之争有其特殊表现。

1980年代，《1984》主要被视为“揭露苏联极权”的作品——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，批判苏联是政治正确。

1990年代以后，情况变得复杂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一些读者开始将书中普遍存在的监控技术、言论审查、历史叙事、思想禁令与现实对照起来解读，这自然也是不被鼓励的。

从全球来看，无论是斯诺登案，还是爱泼斯坦案，抑或是天网、雪亮、清朗等计划，或者是某个公共事件的大规模删帖，都会被人用下面这句话来隐喻：

“老大哥在看着你。”

肆 / 不同时期的老大哥们

《1984》的中文翻译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，每个时期都反映出对老大哥的不同影射。

第一时期：港台先行（1950-1970年代）

1950年代初，香港的自由出版社和友联出版社率先推出了中文译本。这些译本的政治意图非常明确：它们是冷战反共宣传的一部分。在这些译本中，奥威尔被塑造为“反共斗士”，《1984》被解读为对苏联极权主义的直接批判。

台湾的情况类似。1950年代到1970年代，台湾处于戒严时期，国民党政权对共产主义持绝对敌对态度。《1984》在台湾被翻译和出版，带有明显的反共意识形态。

这个时期的译本，翻译质量参差不齐。译者的首要目的不是呈现奥威尔的文学性，而是传达“反共”的政治信息。

第二时期：大陆“内部发行”（1970年代）

1970年代的中国大陆，西方作品，尤其是“西方反动作品”是不可能出版的，只能以“内部发行”的特殊形式存在。

“内部发行”是中国出版业的一个特殊制度。它由专门机构翻译并印刷特定的书籍，只供应给特定级别的干部和研究人员，作为了解“敌对势力”思想动态的研读材料，封面通常标注“内部参考”或“供批判用”，不允许公开。

1978年前后，商务印书馆“内部发行”了《1984》的英文原版中译本，译者不详。这个版本的立场微妙，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，所以它采取了一种“批判性阅读”的策略——在序言中指出，奥威尔的描写“有其合理之处，但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污蔑”。

这本“供批判用”的《1984》，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期间，以印刷本或手抄本的形式悄悄流传，读者窃窃私语，道路以目。

第三时期：公开出版（1980年代至今）

1978年改革开放后，中国出版业迅速系统性引进西方文学。《1984》也从“内部发行”走向了公开出版。

1979年4~7月，《1984》在《国外作品选译》分三期刊登，这是《1984》同中国读者的第一次公开见面。

1985年，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董乐山翻译的《一九八四》。这是大陆第一个公开发行的全译本，也是至今影响力最大的中文译本。

伍 / 译者的权力

改革开放前后的翻译家，成长伴随着历史的波澜，大多都有传奇性的故事。董乐山既是其一。

他1924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的商贾之家，从小接受私塾和教会学校教育，1940年因为学生运动被开除，1946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，精通英语。1950年代在新华社工作，从事英文翻译。1957年被划为“右派”，此后二十余年辗转于各种下放和劳动中。1978年平反，回到新华社，开始大量翻译外国文学和社科著作。

他翻译的作品包括《西行漫记》（又称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）《一九八四》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《西方人文主义传统》等。其中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的翻译奠定了他在中国翻译界的地位，而《一九八四》的翻译则让他为更广大的读者所熟知。

在翻译《一九八四》时，董乐山没有使用1980年代翻译界常见的异化“翻译腔”——保留英文长定语从句、被动语态堆砌、读起来非常像外国话的中文。而是采用句子短，节奏快，用词精确的意译方式，读起来像是一个中文的原著。

举个例子。原文中有一段描写“两分钟仇恨”（Two Minutes Hate）的场景，奥威尔用了大量感官细节来表现人群的狂热。

At this moment the entire group of people broke into a deep, slow, rhythmical chant of “B-B! … B-B!” The little sandy-haired woman had flung herself forward, screaming with hysterical hatred. Tears of hysterical hatred ran down her cheeks. The Hate rose to a sort of frenzy — people were leaping up and down, shouting at the top of their voices.

董乐山的翻译保留了这种感官冲击力，用贴切的中文表达复刻了这个场景。

这时，全场的人齐声发出一阵缓慢、深沉、富有节奏的呼喊：“老大哥！……老大哥！……”那个头发淡黄的矮个子女人猛地往前一扑，双眼紧闭，仇恨的泪水顺着脸颊滚下来。仇恨到了狂热的顶点——人们又蹦又跳，扯着嗓子喊，沉浸在恐惧和报复的醉意里。

“eyes screwed up”变成“双眼紧闭”，“shouting at the top of their voices”变成“扯着嗓子喊”——没有开洋腔，用中文把那种群体性的、生理性的狂热原样呈现了出来——也许这是董乐山的亲身经历。

但是这个译本对原文作了删节，去掉了性描写和某些对“老大哥”的辱骂性语言，排除了一些在中国语境中可能导致出版困难的内容。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对原著的“背叛”——你审查并修改了一本反对审查和修改的书。虽然这不一定是董乐山个人的行为，却也反映了翻译和信息传递中的问题：翻译是一种信息加工的权力。译者决定传递什么、保留什么、删改什么，普通读者只能接受而不能挑战。

如果要挑战，你只能用另外一个版本，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。

陆 / 同一个故事，不同的译本

除了董乐山版，大陆还出版过多个其他译本，包括孙仲旭版、舒新版、陈超版等。港台方面，则也有钮先钟、刘绍铭等不同版本。

各版本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“Big Brother”的翻译

董乐山译为“老大哥”，已经成为中文世界的标准译法，影响力之大，甚至反哺了日常用语——在摄像头下，在软件的隐私条款里，“老大哥在看着你”被广泛印证。也有译本译为“大兄弟”（更贴近英文直译）或“老大”（更口语化）。

“Newspeak”的翻译

董乐山译为“新话”，简洁有力，却丢了“new+speak”里“新式发言”“新式话语体系”的意思。。有些译本译为“新语”，更接近汉语雅化的表达习惯。

“doublethink”的翻译

董乐山译为“双重思想”。也有作“双想”。奥威尔指的是“同时接受两个互相矛盾的信念”的能力。这个概念在中文里一直没译好——“双重思想”偏学术，“双想”太生造，都没到原著浑然天成的效果。

“War is Peace, Freedom is Slavery, Ignorance is Strength”的翻译

这三句口号是《1984》中最著名的句子。董乐山译为：“战争即和平，自由即奴役，无知即力量”：简洁、对仗、有力，这个翻译无可挑剔，已经成为中文世界的标准译法。

柒 / 翻译会影响政治立场吗？

答案可能是不会直接改变，但会缓慢地影响。

一个译本中对关键术语的取舍，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读者的感受。这些细小的感受，累积起来，就成了读者对书中那个“极权”的想象。

而关于“极权”，奥威尔说过，他写《1984》不是为了预言未来，而是为了警告。

七十多年过去了，警告仍然有效。